陆峥嵘
《气功》第九卷刊载孟乃昌《周易参同契通考》，当时读后颇不以为然，今日重读，又发现了一些新东西，虽然对于实际修行没有多大用处。但《参同契》盖称
“
万古丹经王
”
，而错简异常如碎磁（可能是有意为之的），未免可惜，若能因此而略有改观，似乎尚有些微意义。故作此文，一并列出，尚请方家教正。笔者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参考，故只能从孟乃昌的《周易参同契通考》中找寻材料，而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孟大不相同。今据其云：
“
《旧唐书经籍志》丙部五行类：《周易参同契》二卷，魏伯阳撰，《周易五相类》一卷，魏伯阳撰。《新唐书艺文志》五行类：魏伯阳《周易参同契》二卷，又《五相类》一卷。
”
又引《神仙传》（且不论是否出自葛洪之手，但
“
出于唐代以前
”
，而早于彭晓本以及阴长生注本、容字号无名氏注本，是可以确定的）云：
“
魏伯阳
……
作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凡三卷
”
。又唐时刘知古《日月玄枢论》云：
“
抱朴子曰：魏伯阳作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凡二篇。
”
综合而论，魏伯阳不仅著有《参同契》，还应另有一篇《五相类》并传。而且本文中也确实有
“
命参同契
”
及
“
命五相类
”
二句为证明。而独独孟则认为
“
魏伯阳是《互相类》作者，而不是《参同契》的作者。据《龙虎上经》撰写并改名为《参同契》的，也不应是魏伯阳。
”
其理由无非是魏伯阳批评《参同契》
“
敷陈梗概，不能纯一，泛滥而说
……”
，紧接着就说：
“
故复作此，命五相类
”
，而另一句
“
命参同契
”
则
“
与其说是由此命名，不如说四言句对书名的解释或理解。
”
然而，孟氏难道没有看见在
“
命参同契
”
前有
“
非徒累句，谐偶斯文。殆有其真，砾珞可观，使予敷伪。却被赘愆
”
，紧接
“
命参同契
”
一句，这显然是作者魏伯阳命名此书为《参同契》的。孟氏之错误，实因他考证得《神仙传》是伪作，所以凡《神仙传》所言，皆不可信。不信《神仙传》所说魏伯阳
“
作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凡三卷
”
，而只相信阴、容二本（其实阴、容二本亦互相矛盾），因为考证得阳、容二是
“
唐代注本，早于彭本
”
。但鼓晓注本及朱熹本，虽然都标明于《参同契》外另有《五相类》一篇，而检查本文，则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，其为错简或脱佚无疑（这是孟氏错误之客观原因），然以错简的可能性较大。
笔者检查今本之上篇
“
唯昔圣贤，怀玄抱真
”
一段。即彭本七十九章最后云
“
吾甚伤之。定录斯文。字约易思。事省不繁，披列其条，核实可观，分两有数，因而相循。故为乱辞，孔窍其门。智者审思，用意参焉
”
其中
“
故为乱辞，孔窍其门
”
之
“
乱
”
字，并非谬乱之意。而正相反。乃整理撮要之义。所谓
“
治之也
”
（《说文》）。古书中
“
乱
”
字有用此义者，如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中即多在最后有总括全篇之
“
乱曰
”
，故能云
“
孔窍其门
”
也。否则岂有前面已因
“
昔圣贤
”“
托号诸石，覆谬众文
”
以至后世
“
迷惑
”
，而
“
吾甚伤之，定录此文
”
。而随后又说要作谬乱之辞呢？谬乱之辞又怎么接得上
“
孔窍其门
”
呢？因此所谓乱辞，即
“
法象莫大乎天地
……”
一篇（彭本八十章至八十三章），而七十九章乃其序言。而笔者又觉得，孟氏所指魏伯阳批评《参同契》那一段（彭本八十四章，紧接
“
乱辞
”
）：
“
《参同契》者，敷陈梗概，不能纯一，泛滥而说，纤微未备，阔略仿佛，今更撰录。补塞遗脱。润色幽深，勾援相逮，旨意等齐，所趣不悖，故复作此，命五相类，则大易之情性尽矣。
”
则是
“
乱辞
”
的后叙（包括彭本之八十五和八十六章），也就是说从
“
惟昔圣贤
”
一句始直至
“
审而不误
”
止，为一完整篇章，实即《五相类》也，其内容则为《参同契》之撮要，故有对《参同契》之批评，所谓
“
敷陈梗概。不能纯一，泛滥而说
”
正与
“
故为乱辞，孔窍其门
”
相当。作者魏伯阳在此之前确有《参同契》（所谓
“
吾甚伤之，定录此文
”
即指《参同契》），故而《五相类》中有
“
今更撰录，补塞遗脱
”
及
“
故复作此，命五相类
”
。这样今本《参同契》中，魏伯阳有二篇：《参同契》及《五相类》，应无可疑，并且《五相类》之原貌亦已基本确定。今本《参同契》下篇除《五相类》一篇外。还有
“
象彼仲冬节
”
一段（彭本八十七章）及
“
郐国鄙夫
”
一段（彭本八十八至九十章），笔者以为，
“
郐国鄙夫
”
一段既有
“
命参同契
”
及
“
魏伯阳著
”
之廋辞，当为未错简前之《参同契》之结束。由此亦可推断今本《参同契》上、中篇中之四言句即为魏伯阳之《参同契》，而五言句则为他人之著作（徐从事或淳于叔通，暂且勿论）。而从今本看，五言句大都在上篇，四言句大都在中篇。又魏伯阳同时作有《参同契》及《五相类》。今《互相类》在下篇。则《参同契》应在中篇，以相连属，而五言句（姑称之为《龙虎经》吧）则为上篇。即《龙虎经》在《参同契》前这样，许多说法都可以会通了，而今本《参同契》除《鼎器歌》外的，篇大体就是《龙虎经》、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的杂合体。而又留着点原来的框架。因此很可能是故意搞乱的。另外，孟乃昌所指
“
天地者，乾坤坤象也
”
等
“
很象是早期注文
”
，笔者以为此乃原作者解释所引
“
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
”
一句，而此句出于《周易》之《系辞》。故原作者再加解释。此类引句如
“
乾坤者，易之门户
”
、
“
乾刚坤柔
”
很多，不能视为另有作者。既然是故意的，则往往可以有线索可寻。如上篇之首，论乾坤坎离，六十卦，四时，纳甲。中篇也是这几个（由此亦可知，上篇或中篇，必有一篇根据另一篇而仿作，而以《龙虎经》在前较为可能。至于孟氏所谓四言与五言内容之歧异，笔者不能同意，如谓四言句
“
挺除武都，八石弃捐
”
，而五言句云：
“
八石正纲纪
”
。因此说两者
“
对八石总体的态度对立
”
，但五言句中有
“
捣治羌石胆，云母及礜磁
……
千举必万败，欲黠反成痴
”
，这不明明是批评八石吗？）因此，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再作一次把四言句与五言句分篇的事，纵然不能完全恢复原样。也可有十之七、八吧。而那些四言、五字错综成文者，则视语气及韵脚，或者依旧，或者挪置至内容相关的地方。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困难。
再有下篇八十七章
“
象彼仲冬节
”
一段，则当归入上篇五言句中，而且应当是最后，作为《龙虎经》之结束。为什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来之彭本和朱本之
“
五相类
”
中，除了此一段外，只有
“
参同契者
……
审而不误
”
（八十四至八卜六章），和
“
郐国鄙夫
……
安稳可长生
”
（八十八至九十章），而这两段恰恰分别是《五相类》和《参同契》的结语，因此这第八十七章完全可能是上篇《龙虎经》的结束，而应在
“
名者以定情，字者缘性言
……
古记题龙虎
……
至要言甚露，昭昭不我欺
”
一段之后（彭本第四十章）。有些版本将此段置于
“
四者合三十，阳气索灭藏
”
后，遂将原文割裂，殊为不妥。且此一段文字，绝非一般内容。笔者臆见，实亦为廋辞！如
“
委时去害。依托丘山
……
吉人相乘负，安稳可长生
”
一样的廋辞。前面曾说过，《龙虎经》与《参同契》必有一篇仿作，或者说有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仿效另一篇的可能。则《参同契》末后有廋辞，《龙虎经》之末后极有可能也是廋辞。《参同契》于吻辞前，有
“
辞寡意大，后世宜遵
”
，而今本上篇之末句
“
学者加勉力，留连深思惟。至要言甚露。昭昭不我欺。
”
意正相同。故紧接下去。最可能是廋辞（未能一条举，请比较原文）。从内容看（且用旧体字全部抄录，以便猜射）：
“
象彼仲冬节，竹木皆摧伤，佐阳话贾旅，人君诘自藏，象时顺节令，闭口不用谈，天道甚浩广，太玄无形容，虚寂不可睹，匡郭以消亡，谬误失事绪，言还自败伤，别序斯四象，以晓后生盲。
”
其中多有损合之字。如
“
伤
”
、
“
藏
”
、
“
消
”
等。而字面意义则忽连忽断，没有什么实在的联系，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感，恰如
“
委时去害
……”
一段。且云：
“
别序斯四象，以晓后生盲
”
者，岂非如
“
魏们阳著
”
四字之
××××
耶？否则何必云
“
别序
”
。又和何必如此郑重说：
“
以晓后生盲
”
？廋辞既盛行于当时，而此段文之内容与位置又如此微妙，其为廋辞，更有何疑！可惜的是，笔者不会猜谜语，虽然模模糊糊猜出一两个字，又不敢写出来，变成先入之见，反而妨碍读者的思路。假如有谁猜个正着，也请告知大众。更请告知笔者，令笔者数年之疑窦，一时顿开。若有方家，早知个中原委，应请视文字如儿戏，趁手拈出数言，以嘉惠后学（此固不仅指此事而己）。